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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业贷款不给办!”

　　据了解，在吉林地区，以农信社为例，目前面向农户的个人贷款主要包括以农资综合直补折作抵押的小额贷款和3~5户的联保贷款两种形式。前者贷款额度根据直补的额度和年限确定，贷款额度几千至上万元;后者则要求3~5户组成互相担保的小组，每户贷款一般不超过5万元。

　　吉林省公主岭市的村干部宋林(化名)今年就被办贷款难住了。

　　按照乡里的统一部署，村干部要通过成立合作社、开办农业项目等方式落实好、完成好本村的扶贫工作。宋林与几位村干部讨论后很快形成了“创办养殖合作社，将一部分合作社收益转化为贫困户股份”的扶贫思路。粗略计算后，他们意识到前期投入至少需要20~30万元，“办合作社既然是为了推动扶贫工作，就不能让村民承担风险，所以只能我们几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筹钱办社。”

　　当记者问及是否想过以贷款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时，一位村干部回答：“养殖业不给贷。”

　　原来在几位村干部提出联保贷款申请后，就被农信社退回了。记者联系了当地农信社的一位信贷员，得到了同样的答复：“如果目前养殖场还没建起来我们不能提供贷款，养殖业风险比较大。”当记者又提出如果从事蔬菜大棚种植能否获得贷款时，得到的回复是今年的贷款已经放完，可以等明年提早咨询。

　　农信社这种对风险评估“一刀切”的方法让宋林等人难以接受，再过1个月他们养殖的第一茬鸡就要出栏了，从目前来看，成活率至少达到90%。

　　到现在合作社5个月的投入还没真正产生效益，即将开始的销售工作让宋林更加没底儿，“钱就这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吧。”在他们村，农民之间的借贷年利一般是1分2，这恐怕也是他们最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头一次听说贷款还要买化肥?”

　　同样被贷款难倒的还有吉林省德惠市万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曲经理，“腿都跑断了，最终也没办下来。”

　　吉林省德惠市万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是2010年出资940万元注册成立的，主要从事生态有机肥的生产和有机水稻种植。在6年多的经营中，获得了“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农业部百家合作社”、“先进女农民专业合作社”、“十二届长春农博会金奖农产品”等诸多荣誉，连续3年完成有机水稻认证，但一系列的认可都无法在实际的贷款中起到依据作用。

　　“我们合作社的办公用地是租用乡政府目前闲置的办公楼，种植土地2190亩是农户流转地，有机肥生产厂房是租用，这些没有任何一样能成为贷款抵押物。”曲经理向记者说出了办理贷款提供抵押物时的无奈。

　　事实上，就在3年前，曲经理还曾从民生银行以信用担保的方式贷得了100万元，不过后来的遭遇让他至今后怕。“民生银行提供的信用担保是3个企业联保，要的是高息2厘7。3个企业都是业务员拼到一起的，我们互相之间也不认识。等到还款时其中一家灯具企业硬是赖账不还，最后多方打听找了一个中间人从中协调才好不容易把事情解决。”就这样尽管贷款还上了，曲经理的合作社还是为此缴纳了2万元的滞纳金。

　　今年年初，听说邮政储蓄银行出了贷款惠农政策，面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可以用土地使用合同办理贷款，曲经理仿佛又看到了希望，急忙赶去办理。

　　“一开始就是按照他的要求提供材料，包括土地使用证、经营许可证等。”3月底材料递交上去后，合作社等来了一家担保公司的电话，这让他们陷入了新的无奈。“担保公司给出的合同方案是按照我们提供的土地使用合同，1墒地(15亩)配1吨化肥，扣除化肥的费用后剩下的贷款额度是能够拿到的款。”

　　尽管担保公司给出了包括云天化、史丹利等几家可供选择的知名化肥品牌，且价格合理，合作社仍无法签订协议。“160吨化肥让我用在哪?”面对这样的搭售贷款曲经理觉得无法接受。“我们是生产有机水稻，要求不能使用化学肥料，而且我们合作社就生产有机肥。”再三协商后担保公司都无法给出匹配的合同方案，曲经理只能放弃。

　　“有机产品认证非常严格，一旦种植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花几年时间培育起来的‘同巨永’品牌就毁了。”曲经理告诉记者，现在对发展农业的贷款贴息政策非常好，但是像他们这样需要资金的合作社却往往被卡在了贷款环节。

　　记者又联系了德惠市另外一家合作社，他们也同样表示由于无法接受担保公司的合作方案而没有拿到邮政储蓄的贷款。

　　“小微不小微贷款要求都一样”

　　王涛(化名)和两个朋友在公主岭城郊经营一家500万元资产的小型种子公司，说起贷款同样直摇头：“想办贷款太难了，我们一直都是找朋友借钱。”

　　“我们从2013年开始在他那儿借钱，月利1分5，每年都能还上，我们信誉比较好到了用钱的时候他都主动找我们。”王涛所说的他是自己的一个朋友，他们之间的借钱只需要一张借条，如果偶尔还款遇到特殊情况宽限1个月也并不困难。

　　尽管要承担月利1分5的利息，王涛仍然感到庆幸，毕竟在当地月利2~3分都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情。“其实差不多，银行贷款杂七杂八加起来和我们现在的也差不多。”和银行信贷员打过一两次交道的经历更让王涛决定选择民间抬钱。

　　事实上，由于找金融机构借钱遇到的困难太多，王涛几乎不曾进入过正规银行的贷款手续中。“我们身边也有朋友的公司规模达到3000万元，他们有价值600万元的厂房，一年能贷300万元。我们是典型的小微企业，厂房、土地都是租的，没有东西能抵押。”尽管他的公司经营年限、行业、账务、利润都表现良好，这些“软实力”在办理银行贷款时都毫无用处。

　　关于小微企业是否能享受到一些优惠政策，王涛也曾咨询过在当地乡政府工作的朋友，也没能获取到相关的政策信息。“虽然现在鼓励发展小微企业，但是办贷款时候人家不看你是不是小微企业，只要你没有东西就没有办法贷款。”

　　小微企业的经营确实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王涛的种子公司也存在多次搬迁的情况，而目前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也让他开始考虑是否要改变经营行业。“现在种子行业已经把销售时间提早到11月，我们为了抢市场给经销商出优惠政策，经销商为了多销售给农户搞促销。”只有当年销售工作完成后，王涛的资金才得到回笼，在经过靠借贷维系的各个层级和环节后，种子小企业生存艰难。

　　“种子价格会受到直接影响，我们每一层都要把借贷利息的成本计算进去。”按照王涛的估算，他的公司借贷成本至少占每年总利润的20%，在难以保证低利率借贷的情况下，这个成本压力就更难承受了。

　　融资渠道的不稳定、民间借贷的高成本都让小微企业雪上加霜。记者走进公主岭城郊的一个村子，只找到一个食品冷库厂和一个挂着牌子却空着的合作社。“村里现在没有农产品加工厂，也没有企业，早都黄了。”村民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年轻人都是进城打工。

　　一边是企业运转不可避免的资金困境，一边是小微企业永远无法达到的贷款门槛，当遭遇到经营瓶颈时，小微企业更是不堪一击。

　　今年吉林省作为全国农村土地确权整省推进试点之一，已经基本完成了调查摸底和问题梳理工作，在融资上频频陷入困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一般农户，都在期望一张落地的土地确权证能给农村的抵押担保贷款带来新的出路。